内部性（internality）

消费者没有完全或恰当地将自己的选择施加给（未来的）自己的成本和/或收益纳入决策考量。与外部性（externality）不同，内部性描述的是一个人的选择对自己（尤其是未来自我）造成的、未被当下决策充分权衡的代价或收益，而不是对他人的溢出效应。

家长主义（paternalism）

• Merriam-Webster 定义：一种由权威机构承担起满足或管制其管辖范围内个人需求或行为的制度，涉及这些个人自身事务以及他们与权威及彼此的关系。
• David Laibson 的定义：试图为了人们自身的利益而影响或控制其行为——换言之，当干预的动机与外部性无关时，就构成家长主义。 :::

家长主义的正当性判断，取决于是否存在讲座此前反复讨论过的各类行为偏误，包括非标准偏好（时间偏好、风险与参照点依赖偏好、社会偏好）、非标准信念（注意力有限、学习失败、过度乐观、投射与归因偏误、动机性信念）以及非标准决策过程（性别歧视、默认/框架/助推的影响、贫困、幸福与心理健康问题）——这些正是本课程此前各讲的核心主题，本讲把它们汇聚到政策设计的问题上。

::: definition 硬家长主义与软家长主义

• 硬家长主义（hard paternalism）：强制改变人们的选择，包括显著改变价格、强制规定选择或程序、禁止某些产品、征税。
• 软家长主义（soft paternalism）：
  • 自由主义家长主义（libertarian paternalism, Thaler & Sunstein, 2003）：以建设性方式影响行为，同时保留或几乎完全保留选择自由。
  • 非对称家长主义（asymmetric paternalism, Camerer et al., 2003）：帮助那些犯错的人，同时对本来就理性行事的人尽量减少干扰。 :::

现实中家长主义政策的接受度并不遵循硬/软二分

反对家长主义的常见论点包括：个人比政府拥有更好的信息；干预可能因误解个人真实偏好而适得其反；如果人们本来就在自主优化，干预是多余的；对理性人而言，被扭曲的选择反而使其境况变差；政府本身可能效率低下、浪费资源，或者并不总以消费者利益为重（存在被"监管俘获"regulatory capture 的风险）；选择自由本身具有内在价值；不同人可能偏好不同的家长主义政策，难以取得一致；此外还有实际执行层面的困难。支持家长主义的论点则包括：人们确实会犯错；许多人本身并不喜欢自己做选择；软家长主义框架下理性人可以自由选择退出/不受影响，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上述大部分反对意见。

讲座用美国公众对肥胖率的自我认知偏差（1990–2014 年间，实际超重/肥胖人口比例从约 56% 上升到 70.4%，而自认为超重的人口比例却从约 48% 下降到 36%）说明"人们确实在犯认知错误"这一支持家长主义的经验前提是有据可依的。

但现实政策的社会接受度分布，并不完全对应理论上的软硬区分：

相对受欢迎（其中多数属硬家长主义）：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面向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障（如 Medicare）、限制 401(k) 投资菜单范围、消费者安全监管（如 FDA）、义务教育、香烟"罪恶税"、卖淫禁令、一夫多妻禁令、（在部分州）强制口罩令；软家长主义的例子包括校园自动售货机禁售垃圾食品、卡路里标示法规、401(k) 默认加入。

相对不受欢迎（均属硬家长主义）：头盔法、安全带法、垃圾食品禁令与相关税收、其他"罪恶税"、酒精禁令、色情内容管制法、赌博管制法、（在部分州）强制口罩令、纽约市对 16 盎司以上含糖饮料的限购令。

Save More Tomorrow (SMarT) 计划的机制

1. 在下一次预定加薪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向员工介绍该计划；
2. 员工自愿加入；一旦加入，从其下一次加薪后的第一张工资单开始，其养老金缴存比例自动提高（提高幅度小于加薪幅度本身，因此到手工资仍然上升，只是涨幅变小）；
3. 此后每逢加薪，缴存比例持续按计划自动上调，直至达到预设上限；
4. 员工可随时通过一通电话加一份表格选择退出计划。 :::

该计划之所以属于自由主义家长主义，关键在于机制的第 2 步（自愿加入）和第 4 步（随时可退出）：整个计划完全自愿，员工可以随时离开，本质上只是扩大而非限制了员工的选择集。首次实施的结果（Table 2）显示出显著的动态效应：从未联系过财务顾问的员工储蓄率维持在约 6% 左右几乎不变；接受顾问建议但未加入 SMarT 的员工储蓄率约在 8–9% 区间波动；而加入 SMarT 计划的员工储蓄率从加入前的约 3.5% 一路提升，历经四次加薪后升至约 13.6%——不仅远超其他各组的初始水平，增长幅度也最为显著。

::: theorem SMarT 计划同时利用了三种行为机制

1. 将牺牲推迟到未来：储蓄增加发生在下一次加薪时而非当下，从而规避了人们在当期表现出的短视/当下偏误（present bias）对"现在少花钱"的抵触；
2. 避免消费者感知到损失：由于缴存增加的幅度小于加薪幅度，员工的到手收入依然在上升（只是涨幅有所减少），而不是从当前收入水平中被"扣走"一部分，从而规避了参照点依赖/损失厌恶造成的心理抵触——员工体验到的仍是一次"加薪"，而非一次"减薪"；
3. 把储蓄设为默认路径：一旦加入，后续的持续加码是自动发生的默认设置，退出才需要主动采取行动（打电话、填表），借助默认效应和当下偏误本身，反过来帮助那些原本因拖延或短视而难以自主提高储蓄率的人坚持储蓄，而对不适合这一方案的人，退出成本也被刻意设计得很低。 :::

市场能否自发解决自我控制问题

面对自我控制问题（如信用卡过度消费），一种常见的经济学直觉是：如果消费者是老练的（sophisticated），他们会主动需求某种"承诺工具"（commitment device）来约束自己未来的行为，那么逐利的市场参与者自然会提供满足这种需求的产品，政府无需介入。讲座对这一直觉提出了系统性的质疑：

市场中确实存在帮助消费者建立自我控制的力量，但同时也存在利用消费者自我控制缺陷来获利的力量，两者同时存在、相互对抗：

1. 如果消费者确实重视并需求自我控制工具，厂商确实有利润动机去提供它；
2. 但厂商（甚至同一家厂商）也可以通过利用消费者的短视而非纠正它来获利，因此同样有动机去削弱消费者可能拥有的自我控制能力。

第二种力量的存在，严重限制了市场自发提供有效自我控制工具的能力。Ru & Schoar (2017) 的研究发现，信用卡公司会刻意设计产品条款以精准瞄准天真型（naive）消费者——而这些消费者恰恰是最容易被利用、且往往认为自己不需要任何帮助的人群，这使问题进一步恶化：最需要保护的人往往最不觉得自己需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