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偏好——分配偏好、面子与意图、田野证据

讲义完成更新于 2026-09-29

MIT 14.13 ·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 主讲 Frank Schilbach

TL;DR

标准经济学自利假设无法解释独裁者博弈中的普遍赠予与最后通牒博弈中的拒绝行为。
引入不平等厌恶模型（Fehr-Schmidt 模型），区分对有利不平等与不利不平等的差异化厌恶。
考察条件互惠与意图判断，揭示“善意报以善意、恶意施以惩罚”的心理动机。
阐明利他惩罚在公共品博弈中维系合作秩序、克服搭便车困境的关键制度价值。

社会偏好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值得研究

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s）指个体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关心他人的福祉。绝大多数经济分析假设狭义定义下的自利（self-interest narrowly defined）——只关心自身结果。这并非一个糟糕的假设：它反映了对人性相当现实的心理学视角。但大量实验与实证研究表明，真实偏好会以不可忽视的方式偏离纯粹自利。正如 Adam Smith（1776）所言：

"我们期待晚餐，并非出于对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我们不是向他们的人道诉求，而是向他们的自利诉求；我们向他们谈论的从不是我们的需要，而是他们的好处。"

课程用夏威夷路边"香蕉面包无人售货摊"（配一个投币箱，无人看守）的例子说明了这种平衡认识：摊主既相信"大多数人足够善良，会为面包付钱"，又清楚"如果现金很容易拿走，总会有人这么做"——这正是本课程试图采取的立场：自利可能是多数经济情境中的主要驱动力，但即使是看似微小的自利偏离，也可能对经济结果产生巨大影响。正面的例子包括为陌生人指路、报警求助、帮同学修电脑、勤洗手；负面的例子包括廉价复仇（cheap revenge）、消费者抵制、偷窃。

三个测量社会偏好的经典博弈

课上通过三个经典实验博弈来测量社会偏好，详细讨论见 Camerer and Fehr（2004）；Levitt and List（2007）则对实验室证据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及现实世界提出了审慎的讨论。

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

研究"利益攸关型分配偏好"（interested distributional preferences）最简单的方式：一名"独裁者"单方面决定一笔分配，影响自己和一名（或多名）"接受者"的收益，接受者没有任何应对手段。原始版本中，给接受者 $1 会使独裁者恰好损失 $1；其他变体中给接受者 $1 的成本可以是 $x（ $x \ne 1$ ）。这一博弈也可用于测量非利益攸关型分配偏好（disinterested distributional preferences）——即在与自身无关的情境下人们希望怎样分配资源。

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

一种简单的双人议价博弈。"提议者"（proposer）从一笔可分割的钱（通常是货币）中提出给"回应者"（responder）一个份额 $x$ ；回应者知晓提议和总额后决定接受或拒绝。若接受，回应者获得提议金额，提议者获得剩余部分；若拒绝，双方都一无所获。

信任博弈（Trust Game）

与最后通牒博弈非常相似，关键区别在于：发送者（sender）汇给回应者的金额会先被三倍放大，回应者再决定返还多少（甚至可以不返还）。发送大额资金对发送者可能带来很高的回报（且在社会效率上更优），但发送者只有在信任回应者会返还相当部分时，才愿意发送大额资金。

最后通牒博弈：标准预测与实际结果

标准博弈论给出清晰预测：由于回应者只关心金钱，会接受任何 $x>0$ ；提议者只关心金钱，因而会给出零或可行的最小正数——均衡提议接近于零。

但实际实验结果系统性偏离这一预测：

多数提议落在 40%–50% 之间。
这类提议大多被接受。
接受率随提议份额单调递增。
低于 20% 的提议大多被拒绝。

这门课上进行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81 组，总额 100）与典型结果高度吻合：平均接受报价约 50.03，平均拒绝报价约 30.69，众数报价为 50，拒绝率约 16%。

跨文化的巨大差异（Henrich et al ., 2001）

在工业化社会（匹兹堡、卢布尔雅那、日惹、东京）之间，最后通牒博弈的行为高度一致，即便把赌注提高到相当于数月工资也影响甚微。但在覆盖多种狩猎采集与小规模社会的跨文化研究中，行为差异巨大：Machiguenga（独立家庭结构、以现金作物为生的刀耕火种农业）的平均提议仅为 26%，拒绝率也很低；Lamalera（以高度协作的捕鲸文化著称的印尼渔猎社会）的平均提议高达 57%，且拒绝率相对更高；Au/Gnau（以送礼作为地位象征、且送礼隐含随时可被索取回礼权利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社会）平均提议约 38%。作者认为，群体层面的经济组织方式和市场整合程度可以解释跨社会行为差异的很大一部分。

无法仅凭最后通牒博弈区分提议者/回应者的真实动机

回应者拒绝低报价，既可能是因为不愿意屈居下风（讨厌"垫底"这一结果本身），也可能是因为受到不公平对待、愿意惩罚提议者（互惠性惩罚）。仅凭最后通牒博弈的结果无法区分这两类假说，因为二者都预测拒绝低报价。类似地，提议者给出较高报价，可能是因为真心想对回应者好，也可能只是不希望被拒绝、完全出于自利算计。若要精确辨析动机，需要引入不同的实验设计（例如下文的独裁者博弈变体）。

社会偏好模型的三大类别

课程将社会偏好模型划分为三个宽泛类别：

分配偏好（distributional preferences）：可以纯粹用各方获得的资源（或其他资源）数量来表示。
面子/形象顾虑（face-saving concerns）：人们不希望在他人（乃至自己）面前显得糟糕。
意图导向偏好（intentions-based preferences）：涵盖互惠（reciprocity）、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等——即人们不仅关心分配结果，还关心结果是如何产生的。

分配偏好：Charness and Rabin（2002）的加权效用模型

分配偏好是社会偏好中最简单的一类，是标准经济学中"个体只关心自身物质结果"这一假设的自然延伸：在社会情境中，可以假设个体也关心自己与他人的物质结果。当选择影响自身与他人结果时，称为"利益攸关型分配偏好"；仅关心他人之间分配、与自己无关时，称为"非利益攸关型分配偏好"。

独裁者博弈是研究利益攸关型分配偏好最简单的方式——课上的独裁者博弈实验（无实质金钱赌注、有实质金钱赌注、私下无第三方知晓、以巧克力或苹果计价等多个变体）都发现，平均分享比例约在 28%–54% 之间，取决于具体设置；假设性选择与实际选择结果相近；赌注大小对结果影响不大；巧克力和苹果的分享比例明显高于现金，可能反映独裁者与接受者对该物品的相对边际效用不同。

Charness and Rabin（2002）的效用函数

两名参与人中，作为独裁者的第二方对结果 $(x_1, x_2)$ （分别是玩家 1、玩家 2 的收益）的效用为

$u_2(x_1, x_2) = \begin{cases}\rho x_1 + (1-\rho) x_2, & x_2 \ge x_1\\ \sigma x_1 + (1-\sigma) x_2, & x_2 \le x_1\end{cases}$

其中 $\rho$ 衡量玩家 2 处于领先时赋予对方的权重， $\sigma$ 衡量玩家 2 处于落后时赋予对方的权重。多数人满足 $\rho \ge \sigma$ 。若 $\sigma<0$ ，意味着落后时甚至愿意为了缩小差距而伤害对方——即对不平等的厌恶延伸到主动损人。

负

$\sigma$ 的行为含义设 $\sigma=-1/3$ ，玩家 2 需在分配 $(0,0)$ 与 $(9,1)$ 之间选择。由于

$-\frac13\cdot 0+\frac43\cdot 0 = 0 > -\frac13\cdot 9+\frac43\cdot 1 = -\frac53,$

她会选择数值更低但更平等的分配 $(0,0)$ ，而非帕累托占优的 $(9,1)$ 。 $\sigma<0$ 这一机制可以解释最后通牒博弈中对不公平低报价的拒绝——即便拒绝对回应者本人也是纯损失。

实证估计显示，多数受试者的 $\rho$ 为正（约 0.4 左右），愿意在领先时为提升对方福利牺牲部分自身收益；仅约 10%–20% 的人具有强烈为负的 $\sigma$ （愿意付出实质代价伤害对方）；约 30% 的人愿意在领先时做出牺牲以帮助对方；而落后时多数人既不愿助人、也不愿害人。

是"纯粹利他"，还是想要维护形象？

看似慷慨的独裁者博弈结果，是否真的反映了对他人福祉的关切？一些巧妙的实验设计对此提出质疑。

可付费退出独裁者博弈（Lazear, Malmendier, and Weber, 2012）

标准独裁者博弈中，双方分 €10；对照组中，"潜在独裁者"可以选择不参与该博弈，选择不参与则独自获得 €10，且接受者永远不会知道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博弈。分配偏好模型预测：想给钱的人应继续留在博弈中，不想给钱的人无所谓退出与否——退出选项不该影响平均分享比例。

实际结果与预测相反：标准独裁者博弈中平均分享 €1.87，而当退出选项存在时，平均分享骤降至仅 €0.58；82.4% 的受试者宁愿独自拿走 €9 也不愿意在博弈中分享全部 €10。这说明许多人给钱并非出于"想给"，而是出于"不给会显得自私、不想被接受者看到自己自私的一面"——一旦能够悄然退出、避免被评判，就不再分享。

借助"强制选择"伪装自私（Andreoni and Bernheim, 2009）

在（非匿名）独裁者博弈中，以已知概率 $p$ ，一台电脑会强制实现 $(\$ 20,$0) $或$ ($0,$20) $中的一种分配（各 50% 概率），概率$ 1-p $时由独裁者自行选择分配 \$ 20 的拆分；接受者事后只能看到最终分配结果，无法得知这一结果究竟是电脑强制的、还是独裁者主动选择的。

分配偏好模型预测：独裁者只应关心她自己的选择实际生效的那种情形，因此 $p$ 不应影响其选择。但实验发现：随着 $p$ 升高（更容易"躲在电脑背后"），选择保留全部 $20 的人比例显著上升；类似地，当强制分配是 $(19,1)$ 时，随着 $p$ 升高，"仅给 $1"这种极小方案的接受比例也随之上升。这说明只要有"电脑可能已经替我做出选择"这层可信推诿（plausible deniability），人们就更愿意表现自私。

面子/形象顾虑的建模思路

上述现象提示，独裁者的效用不只依赖分配结果本身，还依赖他人相信她是什么样的人。一种粗略的形式化是

$\rho x_1+(1-\rho)x_2+v(\text{对方对 } \rho \text{ 的信念})，$

更一般地写作 $u(x_1,x_2)+v(\text{他人对 } u \text{ 的信念})$ 。这类模型在数学上远比纯分配偏好模型复杂，本讲不深入求解，但足以说明：慷慨行为可能部分（或主要）由维护社会形象（social image）驱动，而非对他人福祉的纯粹关心。

进一步的证据来自"道德回旋余地"（moral wiggle room）实验（Dana, Jason, Weber, and Kuang, 2007）：受试者需在自私程度不同的两个分配方案间选择，当方案的具体数值最初不确定、但可无成本查明时（接受者不会知道你是否查明），相当比例的人选择不去查明真相，并借此做出对自己更有利的选择——因为不确定性给自私提供了道德借口，即便查明真相在客观上不会影响他人如何评价你（因为接受者永远不知道你是否查明）。这表明部分自私行为的抑制机制指向自我形象（self-image），而不仅是社会形象。

Ellingsen and Johannesson（2008）的沟通实验则显示，当接受者有机会在事后给独裁者写一句匿名反馈时，独裁者的平均分享比例从约 24.84% 上升到 34.12%——不少接受者留下了直白甚至尖锐的评价（"你这个贪婪的混蛋"到"感谢你的慷慨"不等），说明独裁者不仅在意接受者最终得到多少钱，也在意接受者事后会如何评价自己。（课上重复该实验时，由于沟通设计细节不同——反馈发生在选择之前而非之后——未观察到显著的沟通效应。）

意图导向的社会偏好：互惠与程序正义

一个常被引用的比喻：一个男孩放学路上捡到两个苹果，留下大的、把小的给朋友；朋友抱怨"这样不太好"，男孩反问："那你想怎样？"朋友说："我会留小的给自己、把大的给你。"男孩回应："这不就是你现在得到的结果吗，你还抱怨什么？"——这个笑话点出了本类偏好的核心：人们不仅关心得到什么，还关心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

这与经济学（以及本课程绝大部分内容）通常假设"对结果的满足感与结果如何产生无关"形成对比。组织行为学和社会心理学中重要的相关概念是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即人们关心资源分配所依据的过程是否公平：一个人比别人富裕得多也许尚可接受，但如果这份财富是通过腐败手段获得的，接受度就会大幅降低。**互惠（reciprocity）**则更进一步：人们倾向于以他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回报他人，即"以牙还牙、以德报德"。

回到最后通牒博弈：为何回应者拒绝低报价？两个此前无法区分的假说——"不愿垫底"和"因不公平对待而报复"——原则上可以通过比较"来自同一分配集合、但生成方式不同"的选择来区分（例如提议是否由回应者自己生成 vs. 由提议者生成），行为博弈论中已有大量相关工作；课程指向下一讲讨论的 Breza et al.（2018）"薪酬不平等的士气效应"研究，将从田野证据的角度进一步展开互惠/程序正义机制。

田野证据 I：相对薪酬对生产率的影响（Bandiera et al., 2005）

来自英国某水果农场的田野证据检验了社会偏好在真实劳动市场中的作用。农场曾采用两种薪酬方案：

计件工资（piece rate）：按产量付酬。
相对薪酬（relative pay）：薪酬与他人产量挂钩。

若工人在意彼此的福祉，相对薪酬方案会引入一个负外部性：自己多摘一筐水果会拉低他人的（相对）薪酬，因而工人有激励为了"照顾"同伴而压低自己的产出。

利用该农场 2002 年采摘季前 8 周（相对绩效薪酬）与后 8 周（切换为统一计件工资，且切换是提前一天临时宣布，因而对工人是意外冲击）的产量数据：

引入计件工资后，人均生产率显著提升，超过 50%。
产量提升不是因为单位产出报酬提高——事实上按公斤计的实际工资在切换后反而略有下降，说明产出增加另有其他解释。
效应在"同一田块有更多朋友在场"时更强，存在两种可能解释：一是社会偏好——因为更在意朋友的福祉，之前压低产出的动机更强；二是重复博弈——朋友较多的田块此前更容易维持"大家都压低产出"的低努力均衡，切换薪酬方案后该均衡被打破。

为区分这两类解释，作者比较了产量**可观测（草莓）与不可观测（覆盆子）**的果实类型：若切换到计件工资对覆盆子几乎没有效果（因为他人产出本就无法被观察，负外部性和重复博弈的合作机制都难以发挥作用），则可以排除纯粹利他（pure altruism，不依赖是否被观察）这一解释，效应更可能是由互惠或重复博弈驱动的。数据证实：覆盆子的计件工资效应确实微乎其微，说明纯粹利他并非主要驱动力，重复博弈或互惠考量的重要性凸显出来——这也提醒研究者，激励设计必须谨慎考虑其对团队合作和产出可观测性的交互影响。

田野证据 II：薪酬不平等对士气的损害（Breza et al., 2018）

Breza, Kaur, and Shamdasani（2018）在印度农村的低技能制造业工人中进行了一项随机田野实验，检验工人是否在意相对薪酬、以及他们如何定义"公平的正当理由"（perceived justifications）。这一问题关乎工资压缩（wage compression）、工资刚性（wage rigidity）、工人与企业间的匹配及不平等、企业边界、人力资源政策等诸多劳动市场特征。

一个动机性调查问题揭示了工人的直觉：3 名村民在同一工地干活，市场工资为每天 250 卢比：

若承包商对三人都支付 250 卢比/天，80% 的受访者预测三人会"合作良好"。
若承包商支付不同工资（250/270/290 卢比/天），94% 的受访者预测三人会"发生冲突"。

实验设计：在 10 个各含 3 名工人的生产单位（"工厂"）中，每单位内的工人生产同种产品（不同单位生产不同产品，如扫帚、熏香等），核心处理变量是团队内部工资分散程度；不同任务在绩效可观测性上也存在差异（例如：可观测个人产出的 vs. 不可观测的任务），用以检验社会偏好机制是否需要"被看到"才发挥作用。

核心发现：相较于"薪酬压缩"（Compressed）方案，"薪酬不平等"（Pay Disparity）方案下所有团队成员（无论低产出、中产出还是高产出工人）的产出和出勤率均显著下降——低产出工人的产出下降幅度相当于均值的约 22%、出勤下降约 9%；效应在后续几周还会进一步增强，说明并非短期适应问题。

田野证据的启示

薪酬不平等会通过损害团队士气，破坏工人为自身利益进行自发协作的能力——即便不平等本身有生产率差异作为客观依据。"能否被正当化"（perceived justification）是关键中介变量：绩效差异越难被工人观察或量化，为薪酬差异辩护的难度越大，工资压缩在这类场景中就越可能是（隐性）最优的组织安排。

社会偏好的可塑性：跨阶层接触能否提升亲社会行为

如果社会偏好的强弱因情境而异，一个自然的问题是：政策能否系统性地提升亲社会行为？

印度德里的教育融合政策（Rao, 2019）

2007 年起，德里的私立学校被要求为家庭年收入低于约 2000 美元的贫困学生预留 20% 的入学名额（这些学校此前曾接受政府划拨的补贴土地，其中超过 90% 属于精英私立学校）；贫困生免除学费，且不按学习成绩分层，通过抽签方式录取。这一政策创造了两类识别变异：跨学校/跨年份的合规时间差异（用于估计混合就读的整体效应），以及学校内部因课桌相邻或按姓氏字母顺序分组学习而产生的、几乎随机的贫富学生互动强度差异（用于识别人际互动本身的作用）。

结果显示，富裕学生若拥有贫困同班同学：

在独裁者博弈中对贫困受赠者的慷慨程度显著提高（从约 24% 上升到约 34%–38%），且对富裕受赠者的慷慨程度也小幅上升，可能反映了更广泛的平等主义偏好的提升，而非仅针对贫困群体的针对性态度改变。
在组队参加体育比赛时，选择贫困队友的意愿上升，且这一"少歧视"效应在奖金更高（即歧视代价更高）时更明显——一个巧妙的团队选拔实验设计通过随机化奖金规模（50/200/500 卢比）来度量"歧视的价格"。
更愿意接受与贫困孩子共度游戏时光的邀约。
学业结果几乎不受影响：综合测试分数几乎无变化，英语成绩略有下降（0.09 个标准差），但纪律问题也没有恶化。 :::

其他相关研究：Lowe（2019）在印度板球联赛中比较了协作型和对抗型跨种姓接触对种姓歧视和经济交换效率的不同影响（协作型接触效果更好）；Corno, La Ferrara, and Burns（2018）发现，随机分配的跨种族大学室友能够降低白人学生对黑人学生的刻板印象、提升跨种族友谊，并改善黑人学生的成绩与降低辍学率。这些证据共同表明，接触的性质（协作 vs. 对抗）比接触本身更为关键。

系统性低估亲社会行为的价值（Kumar and Epley, 2018）

许多亲社会行为都需要对受助者的心理反应做出预测：帮助有需要的人、捐款、写感谢信、随机的善意举动等。"自我中心偏误"（egocentric bias）可能使人们系统性低估这些行为带来的正面影响——预测他人的心理状态本身就很困难，需要换位思考的能力。

Kumar and Epley（2018）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来检验人们是否误判了表达感激的后果：让参与者选择一项亲社会行为（如写一封感谢信）、预测这一行为对施予者和接受者双方的影响，随后真正执行该行为，最后评估双方的实际感受。结果发现，参与者显著低估了接受者收到感谢信时的惊喜程度和积极情绪，也低估了对方感到"尴尬"的程度其实很低——总体而言，感激表达带来的正面效果比人们预期的更强。类似的低估模式也出现在社交联结上：Epley and Schroeder（2014）发现，人们普遍低估自己和他人在与陌生人主动交谈时的愉悦感受。

综合小结

四讲内容合起来给出一个层次分明的图景：实验室证据（独裁者、最后通牒、信任博弈）确立了社会偏好的存在，并区分出"纯粹自利"之外，还有分配偏好、面子/形象顾虑、意图/互惠偏好三类不同机制在起作用；巧妙的实验设计（可退出、强制选择伪装、道德回旋余地）表明相当一部分"看似利他"的行为实则由维护社会或自我形象驱动；田野证据（水果采摘、印度制造业工厂）证明这些机制在真实劳动力市场中产生了可观测的经济后果；教育融合和跨群体接触实验说明社会偏好具有可塑性，政策干预有可能提高亲社会行为，但接触的性质比接触本身更重要；最后，人们可能系统性低估亲社会行为的收益，这本身就是提升整体社会福利的一个潜在政策抓手。理解具体情境和"正当化"规范，是设计能够真正促进合作与善意的制度的关键。

官方资源与参考

社会偏好绝非廉价的同情心，而是深植于人类博弈结构的公平偏好与条件互惠。Fehr-Schmidt 模型精巧地刻画了对有利与不利不平等的差异化厌恶；最后通牒博弈与公共品实验揭示出，正是利他惩罚（Altruistic Punishment）的存在，才在缺乏正式法律执行的环境下维系了大规模的人类协作秩序。

Lec 10-13 社会偏好——分配偏好、面子与意图、田野证据（Social Preferences I-IV）